五、 有 关 谱 疑 的 考证 与 解 析
（一）句须公后裔世系图之疑团与解读
1、句须公生活年代之谜
查阅有关匡氏、匡裔族谱的记载，认为句须公所在年代有两种记述。一种记述是，春秋时期句须公为鲁国大夫施孝叔的家臣，因受托管理匡邑故以匡为氏。匡裔方氏谱中邹元标先生于明万历23年所撰的《紫微方氏族谱原叙》一文，记述“周灵王时，（公元前569—前545年）有句须氏，宰鲁匡邑，因地为姓。”故认为句须公为春秋时期人。另一种记述是句须公为西周初期人。如江西修水匡氏谱载“始祖句须，西周鲁国人，受封于匡邑，后裔以邑为氏”。湖南耒阳、常德等匡氏支系谱记载句须公为周文王之子，西周初受封于匡邑，因以匡为氏。
另，匡裔方氏族谱对句须之子匡裕的记述为“屡逃征聘，居于庐山，后仙去，故曰匡庐。”而其他匡氏、匡裔族谱中也记述匡裕即匡俗，为句须公之后，隐居庐山，庐山因此得名匡庐。多种族谱对匡裕的记述是一致的，应当无误。而根据《后汉书·郡国志四》引释慧远《庐山记略》中的记载，匡俗“出殷周之际”，约为殷末周初时期人。
因此，我们由对句须公和匡裕公的有关记载结合分析认为，句须公应为西周初期人。
2、句须公后裔世次之疑
匡裔方氏和万安匡氏等族谱中记录句须之后的世系是“句须—裕—失—杼……”，这里的“失”似为匡裕之子、匡杼之父，即第三世先祖。经详考其实不然，“失”应不是第三世先祖之名，乃为“失考”之意，其理由有二：一是经参阅其他有关匡氏、匡裔族谱，并无“失”之名的先祖；二是按正常的繁衍规律每代所需间隔的年代推算，句须之后的世系还缺失若干世次。
我们可以匡章公为推算点进行推算。如以“失”为第三世计算，匡章公是句须公“第24世”孙。根据史书所记载匡章公生活的年代（见前列传），匡章公约生于公元前360年，句须至匡章每代的间隔年数约为35.3年，这与正常的繁衍约为23年一代相距太远，是不符合正常的繁衍规律的。经推算可知句须公至匡章，中间还缺失了九至十世。
故，匡裕公之后应为失考九至十世先祖。族谱之误，实乃是以前的多次修谱编纂中的抄录所误，应更正为“句须—裕…（失考若干世）…杼—…”。
3、对匡裔方氏谱句须公后裔世系图的解读
我们匡裔方氏族谱所记录的句须公后裔世系图，历千年后至西汉的匡衎、匡衡兄弟才衍生出两大匡氏支系，匡衎、匡衡支系各又衍生几个分支系。从表面上看，自句须至唐末近两千年间，匡氏分支系仅为数个，而且各分支系大多先祖都为一脉单传。
其实该世系图是不完整的谱牒记录，我们应当理解为本世系图仅为表示支系和分支系的先祖一脉相承的传接关系，而删略了许多分支系。这种解读有四种理由支持：一是从自然繁衍现象上来看，不可能有连续十几甚至上三十代都是一脉单传，而且数个分支系同时为这一现象；二是从有些先祖兄弟数人，但仅记录了个别人的后裔世系，其他兄弟难道都无后吗？只不过是没有记录；三是从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初修成谱前的两千多年时间上来分析，以前的谱牒不可能有很详实完整的先祖世系记录；四是从我们现在已掌握的全国其他地区的匡氏、匡裔支系分布，证明了匡氏有许许多多的分支系。如匡衡公的后裔中，不但有我们匡裔方氏和匡义、匡索之后，而且还有山东日照市的匡氏、湖北监利县的匡氏等等支系。
（二）匡珌公所在朝代和南迁之谜的考证和解析
1、谱序文中对匡珌公所在朝代记述之误
匡裔方氏族谱有多篇序文对匡珌公所生活的年代记述为在“五代”时期。明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泰和陈循先生所撰《紫微方氏族谱原序》一文记述“……历五代南唐御史珌，生三子：长义、次合、三索，因避宋太祖讳，义后易匡为王，索后易匡为康……”；明进士、东林党首领之一的吉水南皋邹元标先生于明万历23年（第四修）所撰《紫微方氏族谱原叙》一文记述“历汉、晋、五代，衡裔孙洛州参军珌……义后易匡为王，索后易匡为康……”；清乾隆国子监赣邑刘宗魏先生于清乾隆25年（公元1760年第六修）所撰《兴于方氏重修族谱叙》中记述“珌为洛州参军，生子三，长义、次合、次索，时宋太祖崛起，匡遂避太祖之讳而易姓焉……”。
这些记述珌公为“五代”时期人是错误的，匡珌公是生活于唐末而不是在“五代”时期，从以下三点可以证实。一是谱载宋初易姓是始于匡珌公六世孙威公，威公曾为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御史大夫；二是从有生时记载的十世祖文谅公（匡珌公十一世孙）的出生时间来推算珌公约生于公元780年，而五代十国时期为公元907—979年，至五代时，珌公早已不在人世；三是明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兴国蓝田原序》和句须公后裔世系图中，记述匡珌公父子均为唐时期人。
有关序文对匡珌公所在朝代记述的错误，其原因是撰文者并未真正研究了解匡裔方氏族史，仅仅根据索文者的陈述或参阅前修序文所撰，故以疑传疑，以误传误，如本来义公后裔易为康，索公后裔易为王，却也误撰为“义后易匡为王，索后易匡为康”。
2、匡珌公南迁之谜的解析
匡裔方氏族谱对匡衡公的32世孙匡珌公的记述仅在句须公后裔世系图中注解“唐河南洛州参军，寓家豫州，元和避地宜春…勅赐指挥。”
洛州即洛阳，武则天称帝后迁洛阳为都城。洛阳也为唐朝陪都，是当时全国乃至亚州的经济、文化中心。匡珌公在唐王朝的第二国都任军事参军，还被朝廷赐为“指挥”，足见匡珌公军事才能的卓著。匡珌之长子匡义曾为朝议大夫，次子匡合长期随珌公为军事幕僚，三子匡索曾为南平州守。按理匡珌家族应为一个显耀的家族，非寻常百姓可比。所谓“避地”，应是避战乱而迁居异地。查阅史书，唐宪宗元和间（公元806—820年）没有发生什么战乱，社会相对还是较为安定的。
这使我们产生疑惑，匡珌家族为何要“避地宜春”呢？更为疑惑的是，按推算，元和年间匡珌公正为年富力壮之时，应尚在参军任上，为何要避地呢？是否根本未曾为“洛州参军”？如果珌公在元和年间已是老年了，那么其第六代孙匡威公在宋初年可能已过百岁，是否尚在人世？由匡威公避讳易姓之说是否可疑呢？一系列的疑惑难以有满意的解答，成为了千古之谜。
后来，我们在查阅有关匡氏族谱中，从匡义公后裔支系的万安梅林瑞溪匡氏之族谱的《东海世纪》中发现有“珌公为唐河南洛州参军，因庞珣作乱领子孙七十余人避地袁州宜春”的记载。查阅唐史，“庞勋作乱”是发生在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见前文记述），匡谱中的“庞珣”明显是“庞勋”之误。两种记述时间却相差有近60年。
庞勋夺县攻州势如破竹，战火烧遍大半个李唐王朝，象匡珌这样的大家族显然最易受到叛军的剽掠。按其后裔的出生时间推算，珌公时已年迈，子孙满堂了，为避战乱祸及子孙，亲率子孙南迁避乱，是情势之所然。
同时，从匡珌公南迁所率人员之众，也证实了我们推测匡珌家族当时极为显赫的猜想，南迁人员之中，不但有匡珌公子孙，还有许多家仆。
故，匡珌公是在唐懿宗咸通年间为避“庞勋作乱”而南迁江西宜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