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省氏族族谱中的早禾渡、圳上、鹅颈大丘等地名考》
我凌氏族于明洪武三年携丁录自江右徙来，清道光二十二年首修族谱，于谱中《源流序》一节，载明我族出自江西吉安府泰和县早禾渡之圳上。
然而，早禾渡圳上在今之何地？
湘省人丁，大半祖籍江西，自古称江西人为老俵。由于地理接近，湘北岳阳、常德、益阳、长沙一带，姓氏多自赣北南昌府、九江府越岭徙来。而湘中以南，则多自赣中徙来，其中十之八九出自吉安一府，而又以吉安所属泰和、庐陵、安福、吉水四县为最。
湘省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入共有四次。
第一次为五代十国之际的后唐同光二年（924年），移民多自吉安府徙来，迁入地多为湘中、湘东。
第二次为宋熙宁五年开梅山置新化、安化二县后，于元丰年间，政府组织移民，多自吉安府徙来，迁入地主要为湘中新化、安化、湘乡、邵阳等地。
第三次为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政府组织八次大规模移民，即著名的“江西填湖广”。移民来自赣中、赣北、赣东各处，其中以吉安府为最，迁入地为湘中、湘南、湘北各县。
第四次为清顺治至乾隆年间，为躲避填川，赣、闽、粤三省交界处客家人向临近之湘东、赣北、粤北、广西等处的自发迁徙，迁入湖南则以湘东平江、浏阳、醴陵、茶陵、炎陵、汝城、资兴等县为多。
四次人口大徙入中，前三次，吉安府所属各县民众占据移民主力。而出自吉安府的又绝大多数在族谱中注明原籍地带有“圳上”一词。
后唐同光年间迁入湖南之各族，几乎都来自吉安各县，且全部冠有“圳上”一名，如“吉安之圳上”、“吉水之圳上”、“泰和圳上”、“安福圳上”等，与我族居址比邻者有：
岱水蒋氏，谱称蒋氏居湘乡，始于蜀汉司马琬公，五代之乱，迁徙靡定。后唐同光二年仲南公自江西吉安泰和之严庄圳上回归琬公故里湘乡曲靖，禄公始居新化大阳乡九都洪溪。三世明公居黛水。
新化陈氏，始祖伯万公，原籍江西泰和县儒衡乡丰城里圳上早禾渡梅子坡，唐庄宗同光2年（924）任湖广招讨宣抚防御使，携子元和、亨和、利和及孙子多人由湖北沔阳经潭州湘乡至邵阳高平县太阳三都，驻军横阳寨（今西河镇鹅塘），卜居于此。
涟源首兜冲李氏，始祖唐时德裕公，长子璋，居江西吉安府泰和圳上。后唐同光3年（925）子孙四十九人由吴入楚，同至善化榔梨，后徙各处。洪太，字元隆，卜居安化丰乐首兜冲。
各族俱称徙自泰和圳上，然迁徙之由为何。另据宁乡《丁氏族谱》载迁徙原因：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值藩王李不遵约束，至江西，尽夺圳上一百八十里民舍，强占民田三十万顷。所有民众系数发派至湖南各州府县。言明后唐同光年间之江西泰和圳上移民缘由，实为唐末五季时，藩镇割据，相互争扰，强占民田，民众集中发派至湖南。
另外宁乡《蔡氏族谱》亦载明：宁乡蔡氏始祖剑公，唐僖宗时以军功官授左散骑常侍，子昭公，唐文宗太和时自河南汝宁府蔡州上蔡县徙居江西瑞州府高安县宣德里昌村。昭公重孙郢，仕唐庄宗检校尚书兼管江西诸镇，同光2年（924）奉旨领洪都三百余户来湖南潭州垦荒，挈家百余口渡湘江之北至益阳南乡千石村营里。此载亦与涟源首兜冲李氏家族四十九人同来湘省之记载佐证，后唐同光年间之移民迁徙，是政府组织，并各族皆举族同迁。
似此，可以看出圳上其实为赣中吉泰盆地中一处沃野平畴，地广百里，似界泰和、庐陵（今吉安县）、吉水、安福数县，田地膏腴，适于耕种，历来为赣中人烟密集之所。而湘省各族族谱中记载之原籍泰和县早禾渡、早禾市、早禾里、水北保、千秋乡、梅子坡、梅子湾、梅陂、鹅颈大丘、鹅公大丘、鹅掌大丘、圳上、墈上、潼江湾、信实乡等等地名应俱在圳上之内或圳上周围。
自后唐同光年移民后，宋熙宁元丰间与明朝初年两次政府组织的移民，以及历史各个时期的自发移民，其来源于江西吉安一府尤以泰和县者，徙来湘省，为与先到者攀老乡，求庇护，莫不皆遵前法，列籍泰和县早禾渡圳上，并相沿成习。而徙自赣北南昌、筠州、江州等郡者，各列明出处，而无此结棚合众现象。下依《湖南氏族源流》一书载各族来由，列举与我族比邻之新化、安化、邵阳三县各巨族说明此独特现象。
刘氏，《源流》一书载：新化县八族，皆出吉安府，出泰和者七，注明出泰和圳上者四；安化县十一族，出吉安府者六，出泰和县者五，注明出泰和县圳上者四；邵阳县二十八族，出吉安府者十八，出泰和县者十，注明出泰和圳上者四。
李氏，《源流》一书载：新化县十五族，出吉安府者七，出泰和县者七，注明出泰和县圳上者三；安化县八族，出吉安府者二，出泰和县者二，注明出泰和县圳上者二；邵阳县十六族，出吉安府者十一，出泰和县者六，注明出泰和县圳上者三。
陈氏，《源流》一书载：新化县三族，其中二族同源，出泰和县圳上；安化县零；邵阳县六族，其中五族同源，出泰和圳上。
罗氏，《源流》一书载：新化县八族，出吉安府者四，出泰和县者三族，注明出泰和县圳上者一；邵阳县十四族，出吉安府者八，出泰和县者一，注明出泰和县圳上者一。
似此，源出泰和县各族，其谱载详明多出自泰和县圳上。再列诸我族所居原新化县太阳乡第九都，今新邵县坪上镇内各氏族为例。
我镇有姓氏三十余，其中，大族若：
张氏，其先通义公，宋熙宁年间自泰和圳上徙居新化麻溪。
谢氏，坪上谢氏其先惟兴公，宋末自泰和县千秋乡梅子坡圳上徙居湘邵两界处紫云山天下冲。其五世孙应文公得子贵一郎昆仲九人于元顺帝至正十三年徙居梅城坪上。双石谢氏属新化六甫户谢氏，其先自泰和千秋乡圳上于宋淳熙间徙居新化。
刘氏，水竹、大中、沙坪、明星、黄陂、百一等村刘氏，其先翊圣公，元时由泰和县圳上徙居安化蓝田（今涟源市区）。东岭、草里坪、小河、陡山冲等村刘氏属湘中巨族“三文五吉”刘氏，其先玉盛公，原籍江西泰和县圳上，官邵州刺史，解组后居新化茅坪（今坪上镇茅坪垄）。
李氏，坪上镇内长塘、磨石、三长等村李氏俱属于新化五户李氏，其先仲章公于宋初自泰和县圳上谷村徙居安化丰乐乡首兜冲（今涟源桥头河），旋迁新化。
周氏，筱溪周氏其先监卿公，宋元丰间自江西泰和县圳上，宦游楚南，其子子美、子安居新化筱溪。
萧氏，老山、石泉、黄佩、青龙、长城等村萧氏，其先汉三郎，宋时兄弟九人自原籍江西泰和县梅子坡圳上徙居湘乡荻田，汉三郎居今坪上老山村老屋场。
蒋氏，岱水蒋氏，其先仲南公，后唐同光二年仲南公自江西吉安泰和之严庄圳上回归琬公故里湘乡曲靖，禄公始居新化大阳乡九都洪溪。三世明公居黛水。
龚氏，百宁龚氏，其先宗瑞公，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早禾渡金峰庙王圳上，元至正间任湖广副使，任满留家武昌安居。生八子，三子子富、四子子贵于元末明初徙居新化。
颜氏，筱溪颜氏，其先潜公，宋景炎间由江西吉安府泰和县梅子坡圳上设教于湖南梅城，卜居筱溪。
陈氏，茅坪陈氏属新化鹅塘陈氏，其先伯万公，原籍江西泰和县儒衡乡丰城里圳上早禾渡梅子坡，唐庄宗同光二年（924）任湖广招讨宣抚防御使，携子元和、亨和、利和及孙子多人由湖北沔阳经潭州湘乡至邵阳高平县太阳三都，驻军横阳寨（今西河镇鹅塘），卜居于此。
苏氏，新开苏氏与邻近冷水江市之岩口苏氏同属一族，其谱载，得常公，宋元丰年间自江西泰和圳上千秋乡水柏保梅子湾迁新化。
石氏，时荣桥石氏，其先万镒公，与兄长万金、万富自江西泰和县水伯堡圳上徙居新化。
上举十二姓俱为坪上镇境内大姓，人丁皆在千人以上，总数超过坪上镇总人口百分之六十。另如炉滩余氏、罗桥罗氏、岱水罗氏、峡山桥禹氏、峡山桥彭氏等氏族亦出自江西泰和县。然观乎各族之迁徙时代，注明出处为江西泰和圳上之氏族，一般迁徙之年早于明洪武初年。明洪武以后徙来各族，其谱载原籍、迁徙缘由、迁徙年代较之前者更为明确，可信度更高，且少见有出自泰和圳上者。究其缘由，我省境内各族始修族谱之风自明中叶肇端，至清道咸间，各族俱已完成家乘始编。是故，徙来之时距创修族谱之时愈短，家族记忆愈明确，原籍居址记载亦愈明了。如：
晏氏，三溪桥晏氏出于新化城南井头街晏氏，其先于明正德三年自江西临江府新余县城隍庙后北门茶陵管第二甲三厢坊徙居新化城南井头街。
欧阳氏，三溪桥欧阳氏出于新化梅山万九公系欧阳氏，其先勋公明时由江西吉水县六十二都宦游至湘，任新化县令，卜居梅城。
邹氏，罗桥邹氏出于冷水江当正邹氏，其先育文公，明正德元年自江西吉安徙居新化太阳乡当正村。
徐氏，三溪桥、竹塝徐家冲、虎寨徐家坳徐氏，出于新化城东郭徐氏，其先孔泰公，江西南昌人，明洪武十六年徙居长沙，继迁宝庆梅城老鸦田，又移县城东郭。
凡此种种，明洪武以后徙来本邑者，绝少圳上人士，何也？斗胆猜测，明洪武前徙来氏族，徙来之时远，凡徙自江西泰和县，有对原籍记忆不明者，皆法后唐同光二年之徙来者，冠以泰和县早禾渡圳上为原籍。此外，本邑宋熙宁五年章惇开梅山置新化、安化二县以前，历为古梅山蛮地，我镇境内尚存为制蛮而设之梅寨、山口关、水竹砦等地名，置县后徭蛮被同化，多效法汉人修谱，且与先期徙入本地之汉人一样皆冠以泰和县早禾渡圳上为原籍。另有氏族莫知其所出，修谱时与附近同姓联宗，冠以泰和县早禾渡圳上为原籍。此可自分析前述各族谱载进行分析：
似龚氏，谱明载其先宗瑞公宦居武昌，八子自武昌徙来，然仍冠以原籍江西泰和县早禾渡圳上，似有与先期进入湘省之移民攀老乡之嫌。
又似苏氏，谱载徙自江西泰和圳上，其先得常公，为苏轼之孙，然其纪年却大过其祖苏轼，世间岂有孙大过祖之理？民国年间，乡贤《大公报》主编李抱一，与苏氏本族贤士，同盟会会员苏鹏（字幼申）经过详细考证，得出原新化境内苏氏，今冷水江岩口苏氏（我镇新开苏氏为其分支）为古梅山蛮苏氏裔，得常公即为开梅山置县，纳土称臣之梅王苏甘，李抱一公并作序于民国版苏氏族谱。
又似张氏，谱载其先通义公徙自江西泰和圳上。然其迁徙年代一说为宋初建隆年间，一说为宋熙宁年间，此为其疑一。其首迁之地麻溪附近以及本镇内仍为张氏通义公裔聚居之所。与我镇毗邻之冷水江金竹山乡阳源村张氏，有数百人沿袭一种古老的本地宗教——梅山教，是原新化县境内第一大梅山教坛口，每年年末，乡人杀年猪祭祀祖先之时，阳源村每天早晚吹牛角出门，背菩萨归屋，到处行香火者络绎不绝。其谱载自徙入本邑后，即有从事巫业者。梅山教习惯，学道出师者俱有奏名，奏名与其人之派名、字、号等一同登记入谱。张氏谱载中，宋初之人即有奏名，其香火绵延不绝达千年之久。同时，已证实为梅山蛮裔之岩口苏氏亦有从事巫教之岩口坛，阳源坛与岩口坛并称本地两大古坛，或张氏本与苏氏同为本地土著？此其疑二。
又似邵阳墨溪陈氏，属于新化鹅塘陈氏支系。邵阳墨溪，今地属涟源市三甲乡墨溪垄，其地北三里，今涟源市三甲乡马埠桥即为原新化、安化、邵阳三县交界处。本人姨父即属于墨溪陈氏，且他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新化陈氏族谱墨溪支主修人员。据他明言，邵阳墨溪陈氏，其先一兴公，明时人，不知其原籍，亦不知徙入年代，为联宗计，暂挂靠在新化鹅塘陈氏伯万公之后，历次修谱，虽与新化鹅塘陈氏合修，然不与其混，单独做谱箱，不计入新化鹅塘陈氏七十三户之列。由此知，其先亦非出自泰和圳上。
早禾渡圳上之名肇端于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之移民潮，然其地今何在？
早禾渡一名，于乾隆十八年《泰和县志》卷三《舆地》章，《津梁》节载：“早禾渡，在早禾市，宋淳熙间胡笺建桥，明洪武初乐大成设上下二渡。”“早禾市，在县西五十里，其地宜于早禾，故名。”今地隶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禾市镇，今当地人仍称早禾渡、早禾市，傍赣江支流牛吼河设市达千年之久。
圳上一名，综前所述，可视为赣中吉泰盆地中一处沃野平畴，地广百里，似界泰和、庐陵（今吉安县）、吉水、安福数县。今查乾隆十八年《泰和县志》与光绪元年《吉安府志》均无圳上之记录。圳上，湘省中有族谱亦称为墈上。圳，田边水沟也；墈，高陡的堤岸、山崖也。圳、墈二字，湘省方言常连读，做圳墈，亦做圳坑、圳坎、圳沟，其意为临坎之水沟。圳，一般做灌田之用，从河流溪沟做陂坝，引水为沟，可称圳；田间斗渠、毛渠，亦可称圳；水库灌渠也称圳。圳上、墈上或互为音转。查今江西吉安地图，称圳上者之村落有安福县竹江乡圳上村，吉安县万福镇圳上村，称墈上者有泰和县苏溪镇墈上。三地以吉安市为中心，吉安县万福镇圳上村居其北，安福县圳上村居其西，泰和县墈上自然村居其南，都居赣江之西，且吉安县圳上村界吉泰盆地北缘，泰和县墈上界吉泰盆地南缘，三处地处平畴沃野中。自吉安县万福镇圳上村至泰和县墈上直线距离八十公里，正好暗合宁乡《丁氏族谱》载之“圳上一百八十里”之数。因此，可以将整个吉泰盆地内之庐陵（今吉安县）、泰和、安福、吉水四县赣江西岸地俱视为“圳上”范围。而徙居湖南之各圳上姓氏，尤以泰和县为著，因此，可将泰和县墈上所在之泰和县苏溪镇、马市镇范围内之蜀水左岸田垄视为泰和县圳上之地。此地处蜀水下游之冲积平畴，蜀水自万安、泰和两县交界处冲出大山后，折向东北，在今泰和县苏溪、马市二镇至赣江间形成了一处西南向东北走向之长约十八公里、宽约三公里的沃野平畴。此证亦可从分析湘省各族谱中记载之泰和圳上其他地名得出。
分析坪上谢氏原籍“泰和县千秋乡梅子坡圳上”中千秋乡、梅子坡两地名亦可佐证上述泰和圳上之推断。
乾隆十八年《泰和县志》载，泰和县分六乡，仁善、云亭、仙槎三乡居泰和县赣江以东，高行、信实二乡居赣江以西，千秋乡居县南，地跨赣江两岸，六乡格局自唐时已定格局，其中仁义乡于唐时改称仁善乡。而今泰和县苏溪、马市二镇正是原千秋乡辖地。早禾渡则属于信实乡地。湘省部分谱载之高行乡则位于信实乡以西。
梅子坡，部分族谱载为梅子村、梅子湾、梅陂等等，似均为梅陂之意转。而梅陂正好位于此泰和圳上，与墈上相去仅三公里之遥。1986年《泰和地名志》载：“梅陂在苏溪乡境内，蜀水河床中，以蜀水别名梅乌江得名……”蜀水河古称“禾蜀”，源出井冈山与湖南省交界处的江西坳，流经遂川、万安，在苏溪镇梅陂上首4公里处入泰和境，至马市镇的蜀口洲北流入赣江。以其出口处为一形似葵中蚕的大洲，葵中蚕古称蜀，因名蜀水，洲名为蜀口洲。又因蜀水从万安入泰和境处，有梅峰岭和乌龙潭，故在万安、泰和境内又称梅乌江。据清同治十三年《万安县志》记载：“宋明道二年（1033年），何嗣昌以寺丞知龙泉县事，县之禾蜀旧有梅陂，灌田二百余顷，岁久湮没。景祐初年（1034年），何嗣昌修复之。”旧梅陂在今坝址下游60米，用乱石柴草垒成，坝长220米，高约0.8米，灌田千余亩。据此可知，宋以前，此处即有梅陂。在农耕社会中，一个能灌溉千余亩良田的梅陂，一定是所有受其惠泽之百姓烙印在脑海中的永久记忆，因此，许多迁居湘省的姓氏族谱中出现梅子村、梅子湾、梅子坡、梅陂等字眼，就不难解释了。
至于湘省各族谱中出现的鹅颈塘、鹅公大邱、鹅颈大邱、鹅掌大邱等，查今江西吉安地图，蜀水入赣江口处往南六公里，赣江东岸通津河入赣江口之河东有村称鹅颈头，今其地属万安县枧头镇。其隔赣江相望即为泰和县马市镇地界，村北与泰和县接界，均属古泰和县千秋乡地。鹅颈头村南有塘，似为古河道裁弯取直后形成的牛轭湖，牛轭湖围成的田块状似鹅颈，似为鹅颈大邱，而此牛轭湖则称之为鹅颈塘。此处之所以成为江西移民之记忆，大概是由于其地处通津河入赣江处，从万安和泰和东部徙出之移民多取道于此，登舟沿赣江而下，因其形独特，且引以为津渡名，故为移民所牢记。
而早禾渡、早禾市之所以独受赣省移民青睐，被铭记于湘省诸多氏族谱牒之中，实与其所处地理位置有莫大关系。早禾市地处吉泰盆地西缘，禾水支流牛吼河畔，其东为一片沃野平畴，其西逐渐进入罗霄山区。古时江西中部去往湖南各府县，必先经赣江行舟沿禾水进牛吼江后，至早禾市弃舟登岸，改为陆路，沿今天319国道行进路线，过宁冈、井冈山后，越罗霄山脉进入湖南酃县（今炎陵县）、茶陵县、攸县。因此，由吉安府进入湖南的前三次移民，都要经过早禾市的早禾渡，早禾市在历次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浪潮中所起之作用，恰似山西洪洞老槐树、江西饶州瓦屑坝、湖北麻城孝感乡等国内耳熟能详的移民聚集点。所有吉安府移民至此后，弃舟上岸，回望是难离的吉泰盆地故土，前行是逐行逐高的罗霄山脉和前途未卜的移民之路，此地在移民心中的记忆尤其深刻，此或是湘省众多族谱中列有早禾渡、早禾市名目之缘由。
为此，早禾渡、圳上、鹅颈大邱、梅子坡实为我湘省内泰和县移民后裔心中之伊甸园，灵魂深处之故土，犹如今北方人心中的山西洪洞老槐树、四川人心中的麻城孝感乡、湖北人心中的瓦屑坝、贵州云南人心中的南京城，广府人心中的珠玑巷。
凌老二 2013年7月作于印尼巴厘巴板
附文二：
《早禾市梅子村寻迹浅谈》
刘玉盛始祖后裔一刘陶俊
通过我族源的走向可以初步预言一下，结合现在禾市镇的有关资 料。能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唐宋时的“梅子村，潼江湾”这些地名已不存在。而“圳上”这两字本身就不是地名。由于刘玉成家族的入湘，五吉家族的入湘，我梅子村的景隆公后代极有可能:只有极少或者根本就没有了。但是。“梅子村”地名虽然没有了，但这个地方是不会消失的， 只是我们不能确认当年的“梅子村”在“禾市镇”的具体方位。近年来。各地都有原籍“梅子村”的各姓氏后代到“禾市镇”来找寻“梅 子村”，但通过“梅子村，潼江湾，鹅项大丘，圳上”这些地名来查询却根本查不到。在泰和县有“梅陂”这个地方，但不在禾市镇，属苏溪镇。距当年的“早禾市”还很远，但是这个“梅陂”它只是一个水库的名称，则与我谱上的“梅子村早禾市”不合。 所以我们查祖源要符合四个定义。“早禾市”“梅子村”“圳上” … “潼江湾”。按照这四个定义来展开，就是这样一段话:我们在江西的祖 籍是在位于“早禾市”附近一个小地名叫“梅子村”的地方，在“梅 子村”周围有“圳”，而“梅子村”是靠近“潼江湾”的。这实际上已 经指明了大致方位。现在我把近年来的想法公布群中，供宗亲们参考。先从圳上说起， “圳”，意为田野间的水沟，“圳上”，其意有二个，
一是水沟附近或旁边，二是水沟的上方，这个“圳”到底是水沟还是 其他像水沟的物体，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而我“梅子村”有“圳”，那么这个“圳”是小水沟还是大水沟是不知道的，但能确认的是:“梅子村”有水沟存在。我们可以通过“早禾市”的历史演变来确认一下当年当地的这个“圳”或“圳上”这个词到底代表什么物体。早禾，就是早稻。“早禾市，” 是位于永新县与吉安县之间的一个地名，盛产早熟稻谷，“早而禾市”位于两县间的要道上，所以“早禾市”实际上是一个中国农村交易早熟稻谷的集市地地名。“早禾市”就是现在的“禾市”或者叫禾院”，是现在的禾市镇所在地。唐宋时的“早禾市”并不是“禾市镇”，是一个小集市，属泰和县的“高行乡”所管，禾市镇是近代将高行乡改称禾市镇，并在禾院立镇政府，实际上当年的“早禾市”就是现在的禾院。虽然“早禾市”这个地方及周边地区在气候上适合早稻种植，但在宋朝以前也是靠天收，遇旱则无收成的地方。现在的“禾市镇”盛产早稻，是江西的重要产出地。“早禾市”的这个变化要从后唐时代说起，才能知道“早禾市”的变化。公元934年，曾任南唐金陵御史的周矩避战乱，由金陵来到当时的泰和县万岁乡即现在的螺溪乡避乱，周矩其人，是三国时周瑜的2l世孙，他来到万岁乡后，发现当地在天旱时无法种植，于是他在937年，用自已的资金，经过几年的探测。在今天的禾市镇桥丰村境内将槎水拦截达一百多丈宽，“槎溪陂”称为，史称江南的都江堰。这个槎溪陂水利工程在2013年被评为第七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千年一直负担着泰和县三分之一的田地灌溉。
周矩将陂建成后，使河水提升了数米，他再在陂侧修建水渠，经过高行乡把水送至他住的万岁乡，后來水渠发展到了现在的禾市镇全境，由于此陂的存在，在宋初大批避乱人涌入泰和镇高行乡，万岁乡一带，他们在渠旁建立了规模约同的90多个村子，其中以周姓，李姓，王姓，张姓，肖姓为最多，而我刘姓村庄也于其中。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证实:“梅子村圳上”这个“圳”一词就是指的是水渠，而不是一般的小水沟。这里我们证实了“梅子村”有水渠存在，但问题又来了，在当时的“早禾市”附近到处都有水渠的存在，按这个“圳上”一词来说，则可以说“早禾市”附近到处都是“圳上”附近的村庄都可说居于，“圳上”，所以说光凭“圳上”二字还找不到“梅子村”的。现在我们证实了族谱上的“圳”就是“水渠”。在这里我们介绍一支周姓后代的寻源过程，在这支周姓的族谱中，他们的祖源是“早禾市圳上”，并没有其他语词。他们最开始也是先证实了当年的“早禾市”就是现在的“禾院”，即禾市镇所在地，接下来遍查“圳上”这个地方，这可想是查不 到的，因为禾市镇内没有“圳上”这个地名，所以他们就想，“圳”是水沟之意，那么“圳上”有可能不是水沟，而是当地的某一水利工程呢，当然这是他们反向思维之结果。接下来他们就查泰和县志，发现了一个线索。就是在南唐时代由周矩自资修造了槎溪陂水利工程，现周矩墓尚在，一查族谱，则周矩正是他族始祖。周姓人通过槎溪陂和周矩名找到了祖籍，那我族能否也照他们的 思维来找到梅子村呢，让我们来试一下，看能否找到。首先我们也假设“圳上”就是槎溪陂水利工程，但发现走不通，因为他们有始祖周矩名字的证实，而今天的禾市镇到处都是水渠，并不能证实“梅子村”在何处。现在我们用上这个字的第二个字意来试着查一下。“上”字，其意可作上面来解，就是上下左右的上字之意，此处上字为方位词，我们先假设“圳上”就是“槎溪陂”，而梅子村圳上这几个字则可解为，“梅子村”的具体位置是在槎溪陂的上方向，从地图上说，就是在“槎溪陂”的北方，按此思维能找到吗？查看禾市镇地图，查得禾市镇境内，在“槎溪陂”北面约东的地方有一个以梅为首而命名的村子。叫:“梅枧村”。这个“梅枧村”现属禾市镇“增庄村”所管，这个“梅枧村”就是唐宋存在而现代又消失了的“梅子村”吗？从地理位置上看，有点像，距“禾院”直线约为1.5至2公里，符合我谱书上“梅子村”在“早禾市”咐近的描述，但我们把“圳上”用“槎溪陂”来代替，想起来理由总是不充分。“圳”就是“水渠”，这是可行的，因为水渠实际上也就是田中的一条一条的人造水沟。但“圳”就是“陂”，想起来总有些免强之意。“圳”的字意是“水沟”，而“陂”的字意是水塘、池塘、水岸。“圳”和“陂”这两字在字意上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再把思路展开一些，看是否能找到“梅子村”。我族谱中还有一个重要线索能指认“梅子村”，就是“潼江湾”这三个字。就是说在当年的早禾市梅子村附近一定有一条江，“潼江”即，而“梅子村”就在“潼江”的一个湾道旁边。但我们查禾市镇卫星地图，在禾院即禾市镇所在地确有一条河，叫“牛吼河”，也叫“牛吼江”但不叫“潼江”。此“牛吼江”源自井冈山的罗霄山脉，11O多公里长，由禾市镇的桥丰乡进入禾院，再到当年的万岁乡即现在的螺溪乡。再径其他乡流入江西赣江。那么是否古今异名。我们来查一下。“牛吼河”又叫“牛吼江”，这是现代名。在以前的历代中，此河的名字确有不同的叫法，比如，在井冈山罗筲山一带此河曾叫“罗筲河”。流入“槎山”则叫“槎溪”或“槎水”，所以南唐的水利工程就叫“槎溪陂”。流入三十八都地界则曾叫“三十八河”，流入五十六都地界就叫“五十六河”。流入下游则又叫“禾水”。同一条江河在历代的演化中是由地界不同则称呼不同，直到后来才演变为叫“牛吼河”。是指槎溪陂水利工程建成后，由于陂高数米，水声如牛吼，其当地人则称此河为《牛吼河》，又叫《牛吼江》。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认为当年梅子村附近的哪条江河，在梅子村咐近的村庄中他们就把这条江河叫做“潼江”呢？而“早禾市”也只有这条唯一的江河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年“梅子村”的人叫他们村前的这条河，就叫“潼江”。而查卫星地图，“牛吼江”从“桥丰乡”进入“禾市镇”，“桥丰乡”到“禾院”基本上河流是直线，流过“禾院”则右转2公里，出现一个大河湾，再流入“增庄”。进入“螺溪乡”，最后汇入“赣江”。
而在这个大河湾处的南侧就有一个村庄。他就是“梅枧村”。这个“梅枧村”现在来看，符合“梅子村”的所有条件。第一．它在“早禾市”咐近。符合我族谱上早禾市梅子村这一联写标志。第二．“梅子村”有圳即水渠环绕其间，其村子就在水渠之上。符合“圳上”这一词的本意。第三，它就在大河湾处，这是最重要的线索。而在禾市镇所有的其他村庄都没有这个特征。同时我还有第四个证据，在20l2年3月12日有一个梅枧村的网友在网上公布了梅枧村就是当年的梅子村。所以，我通过前晚和今晚两个晚上的伦证，我认为今天的梅枧村就当年的梅子村。
此文由滔裔应祥房后代刘业军宗亲协助整理，在此表示感谢！
2013年8月3日
由我推论并由刘业军宗亲协助整理的《早禾市梅子村寻迹浅谈》一文在“三文五吉”群中公布后，得到了“三文五吉”群中网友的大力支持。他们纷纷利用其渊博的历史知识为《浅谈》一文注入了新的伦解。刘孙进宗亲是武冈族亲，他们哪里现在都还把水渠叫作“圳”。“圳”字，本意为田中的小水沟、又泛指田野间的水沟。如“深圳”这一地名，其本意就是很深的水沟，“圳上”则指水沟附近或水沟上方、水沟上头。而水渠则是人工修造在田地之中的水沟。那么我根据早禾市的地理演变将“圳”字推解为水渠就有立足之地了。隆回义甫公后代刘国政宗亲历史知识渊博深广，对族源研究很有新意，他利用中国古方言遗产--隆回县司门前镇古方言的发音为我的《浅谈》一文注入了极为重要的论证，在司门前古方言发音中，“吼江”的 发音就读为“潼江”。据此。“潼江”即是“吼江”“潼江湾”即是现在的吼江湾。而在禾市镇内只有一个唯一的大河湾。在他的正南傍就是现在的“梅枧村”。这样我把“梅枧村”推论为“梅子村”就有了极为重要的论据。关于“梅枧村”的村名的由来，我的么叔刘让宪也提出了他的假想。枧（jian）——1、指肥皂；2、引水用的竹管。原来叫梅子村，后来引水用的枧槽多了，自然就改叫成梅枧村了。
2013年8月4日
今天我的推论又有了新的进展。隆回县的刘国政宗亲研究了古吉安方言的发音，他证实：在古吉安方言发音中：“梅枧”与“梅子”这两个词，都是同音词，都带“几”音。如此说来，现在的“梅枧村”就是唐宋时代的“梅子村”的同音词，只是现在叫“梅枧”则更接近“梅 子”的古方言音而己。通过这几天在刘氏群里的讨论，结合刘国政宗亲、刘孙进宗亲提供 的证据“古吉安方言中对“梅子”“吼江”两词的口音”。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一：“早禾市”就是现在的“禾院”，现在是泰和县禾市镇镇政府所在地。
二：族谱上的“梅子村”就是现在的“梅枧村”。在古吉安方言中，“梅枧”与“梅子”是同音词。现在的“梅枧”发音更接近古吉安方言中“梅子”的发音。
三：“圳”这个字，在当地就是指水渠。而“梅子村”即“现梅枧村”水渠环绕。符合“圳上”的描述。
四：现在的江名“牛吼江”也叫“吼江”，在古吉安方言中，“吼江”与“潼江”是同音词。“潼江湾”就是指现“梅枧村”正南处的大河湾。
2013年8月5日
四、《浅谈研究康氏南八公的方法》
四川资阳 康纪明
2016年2月28日
近年来，在康氏南八公的研究中，新化康纪文和内江康忠清都认为康氏南八公是匡裔康氏，而我认为是康叔裔。今天，有幸看了忠清最新的研究文章《康氏南八公支系探源考查的汇报》，对忠清的研究成果又有了新的认识。但坦白地说，我还是不赞同忠清的研究结论。仔细想来，不赞同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在研究的方法上是不同的，为此有必要说一说我对南八公研究方法的粗浅认识，供大家参考。
康氏南八公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非常艰难的问题。说重要，就因为这个研究结果，牵涉到湖南新化、衡山、湘乡三地几十万康人的情感，影响极广。说艰难，是因为对康氏南八公的研究有几百年了，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时期，甚至是在同一家族不同的人中，在同一个人的不同时期，看法都是不一样的。从时间上看，湖南新化梅山康氏族谱提到的南八公，最早出现在后唐同光二年，湖南衡山的南八公出现在明正统年间，永州也有人称康氏族谱中的万八郎为南八公，其时间为明末清初。从地点上看，在湖南的新化、衡山、湘乡洪山殿的康氏族人中，都出现过这一名字。就不同的研究者而言，他们对南八公的认识也不一致，甚至有人前后的认识都不一样。所以要研究康氏南八公，研究的方法非常重要。
对康氏南八公的研究，什么方法最重要呢？一般而言，比较法最为重要。当然也还有其他方法，相对而言，在寻根问祖的过程中，最基本、最朴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比较法。这个方法，就是如果要证明乙地某人是由甲地迁移出来的，必然将两地的族谱拿来比对，一看人名对不对，二看地名对不对，三看时间对不对，四看亲属关系对不对，五看所记信息（包括祖先口传的和家谱文字记载的两类）中一些重要事情对不对。如果人名、地名、时间、亲属关系和重要信息完全对得上，甲乙两地的宗关系也就成立了，也就完成了寻根问祖的过程。
上面这个思路，就是四川内江康忠清提到的钉钉、墩墩、瓶瓶的问题。忠清针对有人到泰和寻找南八公的祖籍地时说，考察的方法，必须上面要有南八公这个钉钉，中间要有发诏这个墩墩，下面才挂得上和仲、政仲、明仲这个瓶瓶。忠清的意思是，要到泰和去寻根问祖，必须把新化康氏族谱中南八公、康发诏以及和仲、政仲、明仲这些人的情况与泰和康氏族谱中的一一对应，一一比较，一一论证，完全相符，才能说两地族人是同宗共祖的。
湘乡洪山殿的康君凡也是按人名、地名、时间、事情这四个因素，把湘乡的康世福与泰和灌溪老谱进行研究比较，最终得出了湘乡康世福是由泰和灌溪迁出，是匡改康裔的结论。虽然，现在湘乡很多匡改康裔对康君凡的论证还不认同，但我觉得康君凡这个研究方法是无可挑剔的，得出的结论也是令人信服的。
思路决定出路。研究的思路不对，研究的方法不对，要得出正确的结论是非常难的。所以，在本文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确定研究的思路和研究的方法。我上面提到的比较方法，就是我在研究家谱时用得最多的。
下面，我就从人名、地名、时间、亲属关系、重要信息等方面来比对比对，进而说一说自己对康氏南八公研究中相关论述的看法。
第一，从人名上比对，不能全部比对上。
新化梅山康氏族谱中有和仲、政仲、明仲三弟兄的名字。
而忠清找到的除了万孚，字政仲；万敌，字胜仲；另一个是万八郎。这三个名字中，只有万孚，字政仲与新化三兄弟中的政仲有相似点，另外两个名字都不相符。
第二、从亲属关系上比对，也比对不上。
和仲、政仲、明仲是三弟兄，他们的父亲是康发诏。
忠清找到的万孚、万敌、万八郎不是同父三兄弟。万孚（字政仲）、万敌（字胜仲）是两兄弟，其父亲是康大鼎。万八郎的父亲是康有道。也就是说：万八郎与万孚（字政仲）、万敌（字胜仲）不是亲兄弟。
第三、从生活的时代上比对，有可能，但不能确定。
新化梅山康氏族谱中和仲、政仲、明仲三弟兄的生殁时间没有明确记载。
同样，万孚、万敌、万八郎三人的生殁时间，在匡裔康氏的族谱中也没有明确记载。
由于族谱上都没有明确记载六人的生殁时间，现在只能根据其后代中有明确记载的时间，往上按代数计算。从忠清的推算看，六人所生活时代大致也相当，但没有族谱文字的明确记载，推论得出的结果，可信度不是很大。
第四、从地名上比对，比对上的可能性也不大。
和仲、政仲、明仲是由江西泰和迁移到湖南湘乡三十二都万家园三年后，又迁移到安化，后代又再迁移到新化的。
匡裔康氏族谱中的万孚、万敌、万八郎子孙的迁移地点明确为：万孚子孙先后徙湖南衡山零陵县，万八郎徙湖南邵州，子孙转落新华县陂头村置业。
从迁移的地点和后来的居址看，总体上，迁移线路是不同的，虽然后代子孙都有在邵州和新华县生活这一信息，但这并不能证明二者就是同一个家族的人。而后来的事实表明，没有人公开承认自己就是万八郎的子孙。当然，不排除有万八郎的子孙曾经在新化生活过的可能，但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新化梅山发现过万八郎子孙的家谱资料。
第五、从个人历史事件的信息比对上，比对不上。
前面已经说过，由于族谱记载内容简略的原因，和仲、政仲、明仲是三弟兄的基本信息，与万孚、万敌、万八郎三人的基本信息都很少，要一一比对，难度也较大。但就目前所知的，通过比较，相同的少，所以能比对上的把握较小。
第六，从家族重大历史事件信息比对，也比对不上。
这里所说的重大历史事件信息，也就是每一个家族对得姓由来的认识。
忠清在研究万孚、万敌、万八郎三人时，得出了这三人均是匡改康裔。因为现有匡改康裔族谱表明：康有道和康大鼎都是匡裔康氏。其间的关系为，康珣公曾孙文举位下的鹏博公生二子，长子大本生万全、万钟、万钧，次子大鼎生二子，长子万孚（字政仲）、次子万敌（字胜仲）。万八郎兄弟大昌、万才在十二世与万全、万钟、万钧、万孚、万敌同辈，其父名有道，是康珣公曾孙 ─ 文才的后世孙，与政仲之父大鼎同辈。
但我们不能因为万孚、万敌、万八郎三人是匡改康裔，就认为新化梅山康氏是匡改康裔。要说清这个问题，要多费一些口舌。主要理由有三个：
一是上面已从人名、亲属关系、时间、地点、事件信息等方面进行比较，得出了和仲、政仲、明仲与万孚、万敌、万八郎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不能证明他们的相同关系。
二是从家谱文化的研究看。如果我们承认忠清研究中所说的万孚是政仲、万八郎就是和仲，那我们也没法回避下面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问题一，明明不是亲兄弟，为什么要把三人说成是亲兄弟？
问题二，明明知道老祖宗姓匡，自己是匡改康裔，为什么在当时全国人民都在族谱中表明祖宗得姓来源的情况下，这三兄弟不把这些重要的信息在家谱中记下来？还有必要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来猜得姓来由？
问题三，从新化梅山康氏族谱所记内容看，从和仲、政仲、明仲这一代人算起，到康友信，相差五代人，到康琅华、康珍华、康理华、康琦华这一代，相差是六代人。按三十年一代，也就相差一百八十年。在百多年的时间中，老辈人的情况，口口相传，到康琅华他们这一代，就算有些模糊，但大的线索也还存在。如果和仲是康有道的儿子，政仲、明仲是康大鼎的儿子，这些情况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在新化康氏一修族谱中，就应有这些线索。
再进一步，就算这些线索在当时没有被写入族谱，那在族人的口中也应有一丝半点的音信呀，但几百年来，新化康氏后人中，除了象忠清和纪文这样深入研究万孚、万八郎的人外，没有几个人知道康大鼎、康有道的名字。如果康大鼎、康有道、万孚、万敌、万八郎真是新化梅山康氏族人的祖先，那新化梅山康氏把自己的祖先都搞丢了，就真的有点数典忘祖的罪过了。
想想这些非常浅显的文化常识，你如果还要说新化梅山康氏是匡改康裔，不就分明就是在指责新化康氏了。你要指责是你的权力，但问题的真相与你说的不是一样。对你这种指责，新化梅山康氏族人不会认账。
关于事情的真相，下文还要说到得姓来源，所以，请君且听下文分解。
三是从得姓来源等重要历史信息上来看，还是比对不上。
寻根问祖，搞清家族姓氏来源，这在家族文化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要搞清楚康大鼎、康有道、万孚、万敌、万八郎这些人是不是新化梅山康氏祖先，就得从新化梅山康氏得姓来源等重要历史信息上来比对。对此，新化梅山康氏的先辈一代又一代，做了非常扎实的功课。
如果我们系统阅读新化康氏族谱的序，会清楚地看到，几百年来，我们的先人早已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总体上看，对于新化梅山康氏是康叔裔，还是匡改康裔的争论历程，南八公第二十世嗣孙邑庠生汉梁在《六修谱序》中这样写道：“我宗出处康叔。至唐同光，有南八公者，居江西吉安府太和县。其后南移，由湘安至新化，迨前明永乐丙戌岁，肇修族谱牒，万历庚戌年续修之。初无可疑之事，康熙壬子再建始有易匡为康之说，为之序，而立其说，间历雍正乙卯年三届，乾隆甲寅年四届，多有辨其惑者，至咸丰丙辰五届，先君子履堂公任编纂之责，乃援历代相承实是，为之辟其说，辨其诬，使不留惑于后事。”
下面按照汉梁先辈在序中所说的内容，我们来理一理匡改康这一说法在梅山康氏族谱中出现的时间节点。
1、在康熙十年之前的明朝，明朝的江山有二百多年。其间，永乐四年和万历三十八年，新化梅山康氏都修过谱。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第一次修谱，请刘轩写了序。万历三十八年再次修谱，但没有写序（因为没有写序，大家也就没有承认这是正式的修谱）。从总体上看，这两次修谱，均没有匡改康的说法。由此可以看出，在明朝二百多年中，新化梅山康氏是尊康叔为始祖的，都以康叔裔自居。这是因为康叔是周文王的第九子，是周武王的弟弟，建立了卫国。康叔的文治武功，彪炳史册，后世卫姓、康姓、石姓等均尊康叔为始祖。新化梅山康氏在明朝尊康叔为始祖，是自然而然的事。
2、新化梅山康氏南八公十世孙仁尊公在康氏康熙十年辛亥（公元1671年）的《修谱序》中写道：“族谱之修，备家乘也，序昭穆也。吾远祖为成周之大司寇，受国封基，爵列诸侯，积功累仁，钟灵毓秀，而万叶千技之衍，世远派蕃，难以悉举。至始祖南八祖，原江西吉安府太和县千秋乡梅子坡……”
在清朝康熙十年，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盛世修典，盛世修家谱，此时的梅山康氏修家谱，追溯本姓的得姓来源，公认的始祖是康叔，这在仁尊公的序中“吾远祖为成周之大司寇”，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这也就说明，康氏南八公的后代从江西到新化后，虽然新化梅山康氏在明朝的两次修谱中没有提到得姓始祖是康叔这一事，但到康熙十年修谱时，全族人共同的认识就是，康叔是得姓始祖。如果不是这样，仁尊公在序文中这样写，明显就会受到族人的反对。
4、匡改康说法的出现。康熙壬子（公元1672年）再建，始有易匡为康之说，为之序，而立其说。
需要说明的是，康熙年间的1671年和1672年，时间上只隔一年。我手边还有1671年的仁尊公写的序文的内容，但没有汉梁序中提到的1672年的序。为此，我不能确定后面这个序是不是真的有。如果从下文还要说到的《清本论》来看，康熙年间修谱时出现匡改康的说法，是有可能，但不会写成序。如果写成序，就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后面再出现《清本论》对匡改康的论证，就是多此一举了。由于手边资料有限，我只能从可能性上推测，不敢肯定。
5、雍正拾叁年（公元1735年）第三次修谱，出现了《清本论》，匡改康说法开始流行。
《清本论》是南八公第十八世孙勷承氏在雍正拾叁年所写。《清本论》中写到道：“或问序于予曰：谱何为而作也？予曰：谱以寻源，谱以溯本。或曰：我康氏家谱编纪数次，岂犹有未寻之源、未溯之本乎？予曰：寻源而得夫源之源，溯本而未得夫本之本。均之弗寻弗溯等也。或曰：尔知之乎？予曰：晚何知？晚常得览江西泰和谱，首核其谱之由来，龙章氏实得诸衡山，衡山族宦曾诏得诸吉州。余细阅之，井井有据，如梦方醒。夫乃知我族之姓康，是南唐赟公为长安守，至宋避讳易匡为康！”
6、对匡改康说法的质疑。
新化《康氏六修族谱》重刊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岁《康氏重修族谱》，光旗号泮思公一序中称“我族谱经三修、斑斑可考。但其中纪载源流，如匡改为康之说，是衡阳谱头讹传所误。”
对上文中的内容，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以前不存在匡改为康这种说法的。另一种理解可以是，匡改康这种说法是有的，但衡阳谱头对匡改康的说法，是不对的。
两种理解，看你如何取舍。最重要的是要结合具体环境来确定。不然就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7、先人对匡改康说法的相关考证。
新化《康氏六修族谱》邑庠生汉梁敬撰的序中：“任事之初，适衡邑同姓爱敬堂重修谱牒，寄书于宗祠首士，援南八公三代履历以为合族之端尔。时族长咸有疑焉？总修门生、达逵、于是涉潇湘，造衡邑，登爱敬堂，取其谱而览其原委焉，始知彼之祖以康者，乃祖在宋句须匡之康，非祖在周康叔之康也，彼之名为南八公者，乃明正统时人，非唐同光时人也。”
六修主修朝敷、达逵氏合撰一序中称：“敷偕太学松斋、举人、命之等总理其事，适衡山同姓致缄于祠云：我南八祖由伊处迁徙，且载前三代甚悉，敷读之而喜，喜疑团之可破也。遂偕族祖兆兰、茂才，由星沙抵衡邑总祠，披阅伊谱，诚有如来缄所云者。但考其时代，大不相同，我祖由江西迁楚在唐庄宗时，旧谱载之详矣。伊谱所载南八公，乃明正统年间人。且伊处始迁祖在元末明初。其步我祖之后尘已数百年后，则疑我祖之由伊处迁徙者，不攻自破焉。”敷辞衡归梓，经湘乡迂道至洪山殿，诣同姓之总祠，索伊谱而阅之，有载百万公迁新邑者，亦有载康晚子迁新邑陂头村者，均系明弘治时人……
总而言之，经过五修和六修家谱的不断讨论，在新化梅山康氏族人中，大多数人都认同康叔是得姓始祖。当然，其中也有极少数的人持匡改康的意见，但这种意见少之又少了。
2000年后，随着康氏文化研究的兴起，对康叔裔和匡改康裔这一得姓来源的争论，再次热闹起来。
近年来，海南康志成、新化康纪文、内江康忠清、以及我本人都在进行研究，下面将相关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1、康纪文对南八公的研究。
纪文在对南八公的研究中，对相关的匡改康裔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纪文在《再探南八公之谜（新化康氏）》一文中论述时前后不一，时有矛盾。纪文兄在文章中认为衡山族谱中所称“南八公”确指为“仲沧公”。同时又在注释写道：“此处百万公即康晚子，也即仲沧公，为明正统年间人。而新化谱载：友信公，讳富，号荣初，康晚子是也。” 在这里，纪文兄对南八公、仲沧公、康晚子之间的关系没有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相互矛盾的，让人看不懂。纪文在其《尊祖万八郎显灵，重现人间》和《南八公另名重现江湖》等文章中，又认为万八郎是南八公。我对此的总体感觉，纪文兄的研究是认真的，但论证不深入，得出的结论，前后不一致，难以服人，还需要再深入研究。
2、康忠清对南八公的研究。
近年来，在对南八公的研究者中，最肯下功夫，最认真的是忠清。忠清的研究成果，有《南八公康氏初探》、《南八公康氏的寻根之路》、《康氏南八公支系再探》、《南迁康氏始祖南八公是谁》、《康氏南八公支系探源考查汇报》等文章。就忠清的研究方法来说，我的总体感觉，是在不断的变化中，这与他对南八公的认识有关。最初，在相关资料上找不到南八公，他就怀疑南八公的存在，甚至提出将南八公从一世祖位置上扳下的建议。后来，在《南史》上有南八公康植的事迹，他以为南八公是康穆。再后来，在看到匡裔康氏族谱中康珣的材料后，他又认为南八公就是康珣。此后，他就一直在匡裔康氏的材料中不停研究，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终于找到了万孚（政仲）、万敌（胜仲）、万八郎、康大鼎、康有道等有关材料，于是就认定万孚是政仲、万八郎是和仲。
为什么我不同意忠清的看法呢？最主要的是研究方法上。忠清多次征求意见，我一直没有机会说清自己的看法。在此，也将我不成熟的看法说一说，供忠清参考。
一是不能否定南八公的存在。如果你持否定意见，你对新化（华）梅山康氏族谱的认识上就不坚定，你的研究就找不到根，研究就很难深入下去。
二是要确定族谱中的人物，必须把人名、地名、亲属关系、历史事件等相关内容综合比较研究，如果只看名字，同名、同姓的人多得很，同名、同姓、同时代的也有不少，不从多个方面比较，就很难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这就是通过比较，非常自然地就会知道，《南史》中康植不是新化梅山康氏南八公，匡裔康氏康珣也不是新化梅山康氏南八公。其实，忠清关于钉钉、墩墩、瓶瓶的说法，就是研究方法中的比较法。通过比较，所有重要的要素都符合，最终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是对族谱资料和相关历史资料的占有和研究，也会影响研究的成果。忠清手边的资料也比较多，但忠清从警多年，接触象泰和爵誉康氏族谱方面的材料很少，对爵誉康氏族谱的相关信息少，在研究中有一些质疑性的问题，就显得不全面。比如明朝大学士杨士奇《东里文集》中写泰和康氏的谱序和墓志铭，既有康叔裔的，也有匡改康裔的。宋朝的文天祥、明代的解晋等都为爵誉康氏写过谱序。综合了解杨士奇、文天祥、解晋的文章，就会对爵誉康氏三将军等情况，就会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再推而广之，既然南八公是泰和的，当时的泰和除了康叔裔和匡改康裔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康氏存在？为什么要提这个事？因为《清本论》提到了泰和匡改康裔。我们就要研究，当时写《清本论》时，人们知不知道泰和除了有匡裔康氏外，还有康叔裔。如果知道有两个不同的康，仅仅根据衡山谱就断定梅山康氏是匡改康裔这种作法对不对？从中国民族迁移史，以及泰和历史上康氏发展史来看，除了康叔裔和匡改康裔外，还没有资料能说明有其他的康氏。所以，我梅山康氏既然是从泰和来的，不是康叔裔，就是匡改康裔，二者必居其一。当然，如果相信有人的康居国说法，你也可以认为是康居国的后裔，但你也必须进行论证。
四是对族谱内容的态度上，百分之九十以上要肯定，百分之几的要怀疑。因为编家谱不是小事，有的几十年一编，有的百多年后才编，有的知道自己姓什么，但几百年前的老谱不在了，后人又想把不完全的族谱连接到以前。这就必然会出现人们说的，会出现族谱中人物、事件等前后不连接的问题，也有的把别的家族的名人拉到自己族谱中来的现象发生。这些现象，从历史来看，有才正常，没有就不正常。但我们又不能因为族谱中有这些现象，就说族谱是假的。一来不符合事实，二来也让人一时难以接受。明白有这些现象，要采取正确的方法来对待，这样才能有正确的研究结果。最近有人认为河北行唐的康氏族谱（北谱）以及泰和爵誉康氏族谱（南谱）中都夹杂着康居国后裔中的名人，为此就认为北谱和南谱是假的。此外，还有人对康叔裔研究卫国文化的现象大加嘲讽，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康叔裔和卫姓，都是康叔的后代，是共祖的，研究康叔裔时，研究卫国文化，一点也没有错。
五是不能机械地把正史、方志和族谱的内容对立起来，以为只有正史上说过的，才是有根有据。因为一般的人很难上正史，能上正史的人少之又少。研究中还是要以族谱为主，家族中的人，大多能上族谱。如果盲目地在正史中找依据，有时是找不到的，有时会找错了人。把《南史》中的康康植当成是新化的康氏南八公，原因可能就是太相信正史，反而被正史所误导了。
六是研究要条分缕析，多角度多层面进行推敲。针对研究的问题，将自己的观点，翻来覆去，左看右看，正看反看，上看下看，今天看了，明天和后天还要看，看是否得当。不经过这一过程，有些观点，一时看来正确，过几天，有了新的资料，一比对，就会觉得没说到点子上，有的还说错了。错了不及时改正，会让人笑话。为此，不管是说话，还是写文章，不能太绝对，不能把话说得太满，太绝对了，难以自圆其说，就会让自己难堪。
3、海南康志成对南八公的研究。
海南康志成对南八公的研究很深入，很精道。志成在《对南八康氏几个重大问题之浅析》等文章中的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
4、我本人对康叔裔和匡改康裔的研究。
作为从新化迁到四川资阳的康氏南八公后裔，我接触到的材料，受到湖广填四川后康氏相关族谱资料的影响，其中就包含有匡改康的相关资料。从2006年到现在，我本人通过对相关资料的学习研究，总体上是持康叔裔这一说法，而反对匡改康裔的说法。我的的观点主要体现在《关于康氏南八公的研究》、《答康天旭的九点疑问》和《关于新化、安岳、大足、湄潭四地康氏族谱提供的康氏南八公研究线索》等文章中。我的主要观点：
一是从南八公所生活的时间、地点和相关事件信息看，是与康叔裔的联系较为紧密。
二是从解读《清本论》看，《清本论》，清本，意思就是要搞清家族发展的历史，找到家族发展历史的源头。《清本论》非常明确地表明，在雍正拾叁年以前的族谱中是没有提到匡改康裔的情况，在勷承氏等人看了从湖南衡山传来的泰和族谱后，才知道泰和匡改康裔的情况。勷承氏等人因为以前族谱中没有说南八公祖上的情况，只知道南八公是泰和人，又不知道泰和有匡改康裔和康叔裔这两种康氏，以为泰和只有唯一的匡改康裔，错误地认为自己就是匡改康裔了。于是把新化康氏南八公族谱与泰和匡氏族谱拼接在一起，在族谱中也就有了匡改康裔和《清本论》等内容，这种以讹传讹，为后人寻根问祖带来很多困难。
三是对六修主修朝敷、达逵氏等先人的相关考证结论也是认同的。
四是对忠清和纪文提出的匡改康裔说法。我本人从上面所说到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的结果，觉得匡改康裔的说法还是很难说得服人。因此，到现在为止，我本人还是持康叔裔这一观点。
限于本人掌握的资料和学识水平，我对康氏南八公的研究还不全面，还不深入，还有很多问题没搞清楚；在研究中对纪文、忠清的研究文章学习也很不深入，前面提到的一些看法也不一定对。在此，特别想说的是，我对志成、纪文、忠清的研究精神非常佩服，在此浅议研究南八公的方法，目的是希望能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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