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道光皇帝御批重审“漕案”后，都察御史指示“湖广总督会同湖南藩、臬两司调查审理”，此时随同递解至武昌狱中的甘启琇已经病死狱中，且先后刑讯致死或病毙的“漕案”人犯已累达27人之多。李逢彬很同情匡光文，为慎重起见，花了三日时间反复研究案件卷宗材料，发现要救匡光文并不难，只需匡光文不承认是一个人所为即行。而后，他亲自提审匡光文。
提审匡光文时，李逢彬见他果然是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关押多时已然步履蹒跚，因此请匡光文坐下，并且启发他不必搞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
“先生揭发征漕弊端，本是为民请命。此后涉案人员多指先生为首，纵是不实，亦难辨真假。如今之计，只要先生一口咬定并非你一人所为，便可罪分多人，也便不至死罪。”李逢彬想救匡光文一命，给他出了这么个点子。
匡光文自然明白总督的好意，他微微点着头笑了笑，这才回答：“吾本意只是为民请命，这才触怒贪官，如今既不能免罪，又何必罪及别人？这种不仁不义之事，吾不为也。”
说完，匡光文起来，走上前去，扶起管笔，在堂录的供词上写上“天理良心”四字。然后放下笔，朝李逢彬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李逢彬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叫衙役备办了一桌上好酒菜，亲自斟酒一杯相敬。
李逢彬对贪官污吏也不手软。
首先是那个金德荣，企图拉匡光文下水而未达目的，竟挟嫌报复，率营丁围捕匡光文，导致匡光文率众拒捕，实属无能之辈，光革职不足以警告后来者，请皇上批准发配新疆充军。钱臻身为藩司，专管一省人事，竟轻率判案，影响“政府”形象，应开缺交刑部重处。张孔言不明是非，烧毁民宅，拘捕过份，草菅人命，降级使用。其他审理此案不力的官员，都分别给予了处分。至于匡光藻、简开泰两人，劫持囚车触犯律法，发配新疆充军。此时匡光藻已病死狱中，充军自然是去不得了。
藩司钱臻最不服气，把自己“开缺”的气都发到匡光文身上。因此，李逢彬的判决是道光五年（1825年）九月上报刑部的，待刑部批下来，执行绞决也是来年秋天的事了。钱臻觉得像匡光文这样的人，刑部极有可能会减罪（不处死）执行。为泄私愤，竟在开缺尚未离任之前，逼迫臬司提前在长沙绞死匡光文。这一年，匡光文56岁。
得到匡光文已被贪官提前执行死刑的消息，家人即赴长沙备办棺木运回醴陵安葬。
从长沙出发，沿途百姓“祭奠号哭塞道”，一百七八十里的路程，竟然走了一个月的时间。
匡光文为了什么丢掉了生命，黎民百姓是最清楚不过的了。许多人继承他的遗志，要求减轻漕粮负担，咸丰年间、同治年间、光绪年间为民请命者不绝，终于达到了目的，漕项减至1700文，贪官污吏收敛了许多……
名士作传 肝胆永垂青史
失之疏忽 史料一去不再
我要的答案仍然没有。
匡光文是醴陵人，醴陵县志会不会比《醴陵乡土志》记录更全？抱着这个希望，我专程回了一趟家乡，在县图书馆陈馆长的帮助下，很快找到了民国年间修的《醴陵县志》，从十多册线装书中又很快找到了《人物志》篇，不费什么力气便寻到了匡光文。一口气读完，谜底终究揭晓了。
原来匡光文死后，醴陵县同治年间重修县志，“乃无一字及之”。但百姓不忘他为民请命“义愤激发，历艰难险阻而不易其志，临难毋苟，视死如归，何其仁何其勇也”。道光六年（1826年）陈心炳任醴陵县令，他敬仰匡光文，特地呈请巡抚批准，从道光七年（1827年）开始，连续三年提取漕粮“奇零尾数”折二千余两银子追抚他的家人。百年之后，匡光文的六世孙匡弼追念先祖，花了一笔钱从晚清藩司衙门将匡光文“漕案”的全部卷宗买了回来，请醴陵反清志士、苏州《大汉报》主编傅熊湘为其作传。于是，辛亥革命后醴陵修县志，匡光文传记入选；傅熊湘编撰《醴陵乡土志》，匡光文彪柄其中。
醴陵山水养育的一代英烈，得到了他应有的历史地位。
匡弼买回来的“漕案全卷”，当然包括英和等人奏陈并由军机处抄录的录副奏折。不然，傅熊湘作传时怎么会将录副奏折的部分内容写进去呢？而“漕案全卷”当然是包括漕案所有办案资料的，于是我后悔不迭，那日醴陵古玩商人地摊上那一大迭乱纷纷的纸片片，说不定便是其中的大部分，我却失之于疏忽大意了。
我能原谅我自己。谁能想象得到，170多年前的一个惊天大冤案，它的“全案”竟在地摊上零乱破旧的废纸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