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惟他们看不出学生们有痛打曹章等的决心，并且也不相信学生们会有什么暴动的——老实说，最大多数的学生，实在没有这种预备的。
(一)五四运动不是偶然发生的，是有酝酿很久的原因的⋯⋯(四)五四运动不是一班青年最初就能全体赞成的，而且最初还受过许多人的强烈反对。
——1925年，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
制图|高俊夫
“五四”前夜的三拨学生
1919年5月3日晚，8时。
北河沿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中，正在召开“全体学生大会”，除了北京大学以《国民》杂志社成员为主体的一批学生代表之外，还有另外13所学校“学生代表”(对于这个表述颇值得怀疑，肯定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有选举派出代表的举措)，一共1000多人。会场气氛极为热烈，有《京报》社长、北大新闻研究会讲师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有北京大学预科一年级学生刘仁静拿出菜刀来要当场自杀，也有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啮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最后会议决议次日举行全体学生示威游行，提出阻止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要求收回青岛，反抗日本与列强，惩办卖国贼等要求。会议主席、记录、宣言起草者都是北大学生，奠定了五四学生运动“罢不罢，看北大”的基调。
而另一批北大《新潮》杂志社的学生代表，如傅斯年、罗家伦，对此事还蒙在鼓里。原本北大学生的倡议，是5月7日“国耻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5月3日是清华学校纪念典礼，罗家伦等人去了海淀观礼，到晚上八九点钟回来，才发现游行示威的日期居然提前到了明天!而且自己还被推举为二十名召集委员之一，且须负责《五四运动宣言》的起草。
这一夜无人入眠，北京大学一共制作了3000多面旗子，计划印刷5万份的宣言，也只来得及印2万份。
如果此时有一部摄影机在夜空中俯瞰，从沙滩与北河沿一直往南，越过天安门广场、东交民巷与中华门，停在南新华街，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操场北端的西花厅里，会看到一场秘密会议刚刚结束。会议讨论主题是“对于中日的示威运动，本会应取何种态度?”
“本会”指的是当晚正式成立的，由同言社、健社扩大发展而来的“工学会”。到5月3日为止，工学会有会员55人，其中有10人是北京高师校外成员。工学会的灵魂人物，也是同言社与健社的发起人，是北京高师数学系四年级学生匡互生。校外的工学会成员，基本都是匡互生的湖南同乡。或许其他工学会成员还不知道，匡互生与北京大学的罗章龙、易克嶷等人，还组织了一个八所国立学校湖南籍学生为主体的“秘密行动小组”，平时都用化名。
早在确定5月7日示威游行时，秘密行动小组就达成共识：单纯的游行示威，不可能逼迫政府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卖国贼”，必须有人实施暴力行动，才能震慑政府，促进收回胶济铁路。
秘密行动小组一直在做“暴力行动”的准备，探查曹、陆、章的住宅，查明行动的门路、进出的路线等等。比如曹汝霖在赵家楼的住址，就是从高师附小曹汝霖儿子处探听得到的。他们又集中到廊房头条胡同的照相馆，从那里陈列的政界名人照片中辨认曹、陆、章的长相。
据说，行动小组原来的计划，是5月7日学生集会抗议，同时国民外交协会会在中央公园举行国耻纪念大会，曹汝霖将应邀出席之际，当众刺杀曹汝霖，造成国际影响。(夏明钢《五四运动亲历记》)匡互生自幼习武，自然以他为首。三四位核心会员立下遗嘱，交代后事，准备好了牺牲自己。但计划有变，游行就在明天!游行的安排与细节尽皆知悉，工学会成立会议讨论的，是如何利用这次游行示威，达到暴打甚至刺杀曹、陆、章等人的目标。
仓促之间，无法搞到炸弹、手枪。(有一位同盟会的老会员答允为秘密行动小组提供一把手枪，未遂)工学会成员尽其所能，准备了些火柴、煤油放在身上(周予同《五四的前夕——悼互生兄》《五四回忆片断》《火烧赵家楼》均讲到此事，最早见于周予同《论五四·过去的五四》，《北京大学“五四”十四周年纪念特刊》，又见熊梦飞《忆亡友匡互生》)。
这是“五四”的前夜。关于明天，有的人想着一场“有纪律的抗议”(如傅斯年、段锡朋)，有的人想着“联合北京所有的学生，组织一个永久的机构”，也有人想着“反抗人类的蟊贼而牺牲”的快乐。各怀心事，风云将起。
谁第一个打进赵家楼、划着火柴?
1919年5月4日下午，4时。
3000多学生齐集天安门广场，打算到美国公使馆递交请愿书，到日本公使馆抗议示威。没想到受阻东交民巷。于是有人高喊“大家到外交部去，大家到曹汝霖家里去!”这时候哪里有什么集体决定?连游行总指挥傅斯年都无法控制游行队伍。有人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正处于迷茫状态的学生队伍自然转了向。
如果我们不被几乎占据了所有明面上学生领袖位置的北京大学完全吸引了视线，会发现五四当天参与的十三个学校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最积极的。他们第一批到达天安门广场(那时北京大学游行队伍还在沙滩校门处与蔡元培校长谈判)，也是他们打出与“反对强权”、“抵制日货”、“还我青岛”截然不同的、目标明确的对联：
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北京学界泪挽
这副颇有创意的挽联就紧跟着两面五色国旗的后面，极为引人注目，同时也给了游行学生与围观市民一个明确的仇恨目标。这副挽联的作者是北京高师学生张润芝。张润芝是工学会成员。而数年之后，还有人在报上撰文，认为此联作者是匡互生。匡在北京高师的领袖地位，可见一斑。
而更为人注目的，是学生队伍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郁闷行军，抵达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时，遇到早已守候在那里的军警阻挡，这时候，谁第一个打进了赵家楼?又是谁点燃了震惊中外的那把火?
美国摄影师詹布鲁恩拍摄的五四运动示威者。
或许是亲眼所见，也或许是出于“争荣誉”的考量，罗家伦在回忆录中将第一个爬进赵家楼的人说成北大预理科学生蔡镇瀛，而傅斯年侄子傅乐成则将这份光荣献给自己的父亲傅斯博。但更多的亲历者回忆，都指认匡互生是第一个进入赵家楼的学生，或者他帮助下的高师同学：
互生纵身跃窗户，以拳碎其铁网而入，陈锡、钟巍、夏秀峰、易克嶷诸先生继之。互生方入，一巡警抱之，踣击于地，其他皆退避，门遂启。(熊梦飞《悼亡友匡互生》，1933)
大门旁边本有矮屋，大概是供佣人住的地方。屋有小窗，镶以玻璃，但也紧密闭着。当时，互生兄首先用拳头将玻璃打碎，从窗口爬进，将大门洞开，于是群众才一哄而进。(周予同《五四的前夕——悼互生兄》，1933)
此外，承认匡互生是“打进赵家楼第一人”的亲历者，还有北京大学的杨晦、北京高师的杨明轩、张作人、周予同等人。从回忆录来看，距离“五四”时间越久，匡互生打进赵家楼的细节越丰富，而是匡互生还是陈荩民最先进入曹宅，也呈现出一种调和的趋势。
匡互生在《五四运动纪实》中，完全没有提出自己是否首位进入曹宅的学生，只是说“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却乘着大家狂呼着的时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把铁窗冲毁，滚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倒是对于放火一事，匡互生在五四运动后曾对同乡乐天宇“很谦虚地回答说：‘何功之有，不过划燃一根取灯儿(即洋火，北京当时名取灯儿)而已”。
不过，这根“取灯儿”从何而来?也有不同的说法。按罗章龙的说法，火柴、煤油都是头天已经准备好的，而俞劲回忆说还有大街上游行时，匡互生让他快跑去买盒火柴，他当时还奇怪匡互生又不吸烟，要火柴干吗?后来才恍然大悟。然而张石樵言之凿凿地说：“至今仍有不少人误把匡互生说成是烧国贼的放火者，这应该加以更正，真正放火者为俞劲(又名慎初)。我们不能为此而改写历史。”(《怀念五四壮士匡互生》)
匡互生是不是第一个打进赵家楼，恐怕很难说清，他打破玻璃窗应该是事实，但谁先跳进墙去，就不好说了。放火倒应该是蓄谋已久的举动，虽然随身带着煤油，却临时在大街上才买火柴，有些奇怪。5月4日，匡互生多次表示要向警局自首放火事实，换回无辜被捕的同学，都被身边朋友劝阻。(参见熊梦飞《忆亡友匡互生》等回忆文章)
匡互生的五四运动
周予同《火烧赵家楼》接着还讲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放火的举动，被担任游行大会主席的北大学生段锡朋发觉，跑来阻止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此事也很难判断真假，但其中透露出的两派学生“道不同”，倒是当时的实情。
正如《国民》主编之一黄日葵分析的那样，北京大学学生中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的问题方面。前者是新潮杂志社，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新潮》与《新青年》编辑部的师长比较接近，定位也是学生刊物，而《国民》则近于社会杂志，与传媒界的关系较深。匡互生基本属于《国民》阵营，但更激进，秘密行动小组中很多人也都是《国民》杂志的编辑成员，如易克嶷，还有同属新民学会的一帮湖南人，如罗章龙。
匡互生年龄不小，又从小习武，为人急公好义，果断决绝，在北京高师自然便成为学生领袖。他十岁时，就在家乡湖南邵阳经受过饥荒。十三岁入长沙邵阳中学，因为在作文里痛斥袁世凯委任的湖南督军汤芗铭，引来军警抓捕，后被迫隐匿山林，改名换姓才得以存活。匡互生在“五四”期间表现突出，让他成为“箭垛子”式人物，各种传说都往他身上附会。
可以确定的是，五四事件呈现如此的面目，跟匡互生为首的工学会、秘密行动小组等组织的预谋与筹划，关系紧密。一是将学生运动的指向，从泛泛的“外争国权”，具体化为针对个人的“内惩国贼”;二是在东交民巷受阻时，呼吁学生队伍转向赵家楼;三是在军警保护下，以暴力形式闯入赵家楼，并纵火殴人，令学生运动变为政治事件、法律事件。几乎可以说，五四运动的爆发与行进，不在傅斯年、段锡朋等人的想象中，倒是在匡互生、易克嶷、罗章龙这些湖南人的轨道上一路向前。
1924 年，匡互生在春晖中学时与部分师生合影。前排右一为匡互生，右二为朱自清。
匡互生等人并不怕杀人放火，他们已经做好被抓偿命的准备，他们不怕做第二个谭嗣同。他的这种一往无前的决绝精神，在五四运动后的教育事业中也展露无遗。他破格任用没有学历的毛泽东为湖南第一师范教员，又曾为一位学生黄源上体育课戴毡帽的权利，辞去白马湖春晖中学的教职，与丰子恺、朱光潜等朋友在上海创立立达学园。创办立达学园时，他曾找过黎元洪捐款，黎元洪派副官接待，以计划自办大学为借口，只捐20元。匡互生拒不接受，欲拂袖而去，经副官力劝才勉强收下。
匡互生还曾组织中韩互助社，为此得到大韩民国流亡政府的感谢状。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入侵上海，匡互生掩护韩国志士30余人，混入立达学园师生，自上海疏散至无锡。4月，日本军民齐聚虹口公园，庆祝天皇诞辰，在匡互生的暗中支援下，韩国志士尹奉吉潜入会场投掷炸弹，当场炸死侵华日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等人，日本总领事重光葵重伤。这种举措，与匡互生在五四运动中的思路，实如出一辙。
匡互生只活了42岁，但他像一颗划过夜空的炽热流星。1925年，因为有人在一次五四纪念会上说“五四运动是乌合的一场闹剧”，匡互生拍案而起，会后又撰写《五四运动纪实》一文，刊发于《立达半月刊》，嗣后结集成书。在文末，匡互生列出了七点结论(一般的五四运动回忆录都没有收入)：
(一)五四运动不是偶然发生的，是有酝酿很久的原因的。
(二)五四运动虽然没有生命上的牺牲，但最初真正预备牺牲的实在有二十余人之多，并且因为预备牺牲者努力的结果，便引起其他多数的预备牺牲者，所以运动的力量就因此增大了。
(三)五四运动能使无论什么——惟利是视的商人，杀人不眨眼，休戚无关于的外国人以及平时只知有命令，不知有公道正义的警察等——都受感动的，就在于运动者有牺牲的决心。
(四)五四运动不是一班青年最初就能全体赞成的，而且最初还受过许多人的强烈反对。
(五)五四运动所以不为军人政客的诈术所破坏所污辱的就在大家所抱的目的是非常地正大光明，并且完全是公共的。
(六)五四运动所以能够持久就在于平时有团体的锻炼，临时有相当的组织。
(七)五四运动所以能使奸滑狡狯的政府穷于应付的，就在于运动者的思想超出政府的思想上，因而根据思想所发生的计划也就超出政府的预料以外了。
匡互生认为，如果不依照上述的结论而“妄作主张”，只会导致“轰轰烈的五四运动的精神就澌灭殆尽，甚至于一切罪恶都假这群众运动的名词以行”。此种感慨，早在1919年夏末，匡互生就已经对好友熊梦飞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七月后纯洁之民众运动，渐为投机者借以风头，失却大众信仰，而政府颇知应付之方，旧调不可复弹矣!”
这就是匡互生理想中的五四运动：一个“纯洁之民众运动”。他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因为“打进赵家楼第一人”得到过什么。1945年秋，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会见巴金，谈到匡互生时说“他是一个苦行僧”。从“五四”前后，匡互生就已经是如此了。
